文章来源：公众号：回响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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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致力于发掘与传播设计思想的平台，我们越来越发现，有出处、有脉络的设计思想才是最有生命力的。那些成就卓著的设计大家，心中都有一张清晰的历史坐标轴，知道自己今天与明天的位置。我们因此推出「熠熠星光」阅读大师计划，用文本精读的方式，还原大师的思想进路。从问题出发，以人文性为标尺，考察驱动大师前行的内在动力。

—— 回响编辑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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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大师 X 贝聿铭

十岁那年，贝聿铭随父亲迁往上海。在祖父的要求下，每年到苏州过暑假，在狮子林与堂兄弟们度过许多快乐时光。

那时的上海有“东方巴黎”之称，十分国际化。家境优渥、从小见多识广的贝聿铭“并没有太感到惊奇”。多年之后回首往事，贝聿铭说，那个上海是一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，他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。好的一面是，贝聿铭从上海看到了“苏州所没有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”。上海正在盖十、二十和三十层高的大楼，而苏州的房子还停留在一两层或三层。

十倍于苏州的高度，是上海建筑给贝聿铭留下的最直观印象。自那之后的一百年里，每个从小地方走入大都市的中国人，也都要首先经历高度对眼睛与心灵的洗礼。

少年贝聿铭最喜欢的上海建筑是国际饭店，高24层，有200多间最高级的客房，由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设计。在业余时间，贝聿铭还喜欢打台球，水平相当不错。没有人可以料到，那牵引贝聿铭远越重洋的神秘力量，古旧苏州所欠缺的未来线索，竟隐藏在球桌上。

“撞球是一种几何游戏……它其实是一种向量，一种几何的向量，玩撞球可以了解几何，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。”

在桌案旁踱步、计算、瞄准、出杆的贝聿铭，自然想不到这游戏跟建筑有什么关系，他甚至都想不到建筑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毕竟直到在麻省理工念建筑系的时候，他还不相信自己能成为建筑师。人生就像台球，直到黑球落袋，前面所有的碰撞和轨迹才拥有明确的意义。

贝聿铭体内的几何精神真正觉醒，是在师从格罗皮乌斯之后。从麻省理工毕业，进入格罗皮乌斯主持的哈佛设计研究院，贝聿铭有一种叛变投敌的感觉。因为格罗皮乌斯引入美国的包豪斯式建筑教育，在美国还是个新生事物。

格罗皮乌斯与贝聿铭 © iweek

格罗皮乌斯的重要教育理念是强调各门艺术间的交流融合，“包豪斯必须尽力协调各种艺术创造的努力，使之成为新的统一体”“画家、建筑师与雕刻家间是否可能相互合作”，这一点对贝聿铭影响深远。

作为一名教育家，格罗皮乌斯思想灵活，容易沟通，乐于向其他人讨教，这使他赢得了许多朋友和学生的喜爱。贝聿铭回忆说，当自己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格罗皮乌斯通常会说“你说的也许有道理”“试一下”“证明给我看”。

但是不论表面如何温和宽容，格罗皮乌斯思想底色始终是冰冷的理性与逻辑。理性的人接受每个时代的知识与技术都有边界，却不接受模棱两可、似是而非。正如贝聿铭说，你可以不同意格罗皮乌斯，但“必须有个很好的理由，不能只是你个人从感性上认为这件事物很好、很漂亮”。

格罗皮乌斯坚信世界已经踏上工业化的不归路，先西方后东方，每个地方都不可免，所以他推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国际风格”。年轻的贝聿铭却认为，世界各地的气候、历史、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在埃弗森博物馆，贝聿铭设计了一系列四个悬臂式盒子，每个盒子都是一间独立的画廊，这些盒子都围绕着中庭雕塑庭院、相互连接。

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贝聿铭选择的毕业设计课题是上海博物馆，这个作品当时被评价为“哈佛史上最重要的设计”，贝聿铭说“我从我的设计中证明了建筑表现能够反映文化差异极为重要”。

多年以后，贝聿铭做了中国香山饭店、法国卢浮宫、日本美秀美术馆、德意志历史博物馆等反映不同文化的项目。但他绝不是所谓的人文建筑师。他的成功与其说在于对文化的理解，不如说在于几何精神的发挥与运用。

套用“中国为体，西学为用”这个句式，贝聿铭的成功秘诀是“几何为体，文化为用”，或者说是“国际的，才是地域的”。没有什么可以比几何更能代表现代精神了，没有东方几何，西方几何，人类只有一种几何。

1948年2月，贝聿铭上海艺术博物馆设计稿 © 杂志《进步建筑》

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这个项目，虽然设计灵感来自印第安人的悬崖居所，但是做出来之后被人们称作“沉默的几何”。事实上，贝聿铭的几乎所有建筑作品，都可以被唤作发出某种声响的几何。

因为缺少宗教精神的影响，贝聿铭认为自己“缺少了某种能力”，“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”。但是几何本身就具有一种超越性。
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说，几何学是能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从而认识永恒事物的学问。“几何学精神”的实质是公理化方法。希尔伯特说：“（通过公理化）我们能够获得科学思维更深入的洞察力，并且弄清楚我们知识的统一性。特别是，得益于公理化方法，数学似乎被请来在一切学问中起主导作用。”

在贝聿铭踏足上海的几百年前，就有一位上海人对几何寄予厚望。徐光启称赞几何学有“三至三能”：“似至晦，实至明，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；似至繁，实至简，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；似至难，实至易，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。”这其实正是公理化思维的中国式表达。

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梅萨实验室

当被问到“您觉得影响二十世纪建筑设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？”，贝聿铭的回答是立体主义。

在贝聿铭看来，立体主义对于现代建筑仿佛有开天辟地之功：“立体派艺术实在是现代建筑发展的天才之举。有人问：现代建筑始于何时？是1850年吗？其实不然。始于工业革命吗？有可能，因为那时我们开始使用钢铁……但当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一切都变得明了了：这成了建筑发展的转折点，建筑受这派艺术的影响很大。”

在立体主义艺术与贝聿铭的建筑作品之间，几何形状的密集出现只是表层的共性，双方还有更根本的精神联系。

台中市路思义纪念堂的形式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，整体建筑造型就像一双向天空祈祷的手，由贝聿铭和陈其宽共同完成，建筑也体现了针对当地环境的精心设计。

对于毕加索和布拉克开创的立体主义，习惯了欣赏传统艺术的人们，往往会感到错愕不解。那些奇奇怪怪的形状以看似随机的方式拼在一起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凭什么可以称为艺术？

实际上，立体主义不是一种风格，而是一种看待事物的全新方法。这种方法与人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休戚相关。深谙立体主义精髓的大卫·霍克尼说：“立体主义就是现实主义”“毕加索打开了这个世界，让世界得以发展。”

立体主义是对传统透视法的颠覆。单点透视是文艺复兴之后，统治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观看方式，这种观看方式塑造了人们的空间意识。立体派艺术家发现，我们实际不是这样观看的，人总是在移动，人的视角总是在变。所以他们从不同角度观察物体，每一种视角都不能替代其他视角，然后他们把所有视角观察到的景象呈现在同一张平面上。

图1 © Carol M. Highsmith/Buyenlarge/Getty Images